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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禁放烟花爆竹不合法!法学专家呼吁将更多选择权交给民众

2024-03-10

央视网报道(记者/杨绎霏):随着岁末年初的到来,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议题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据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工委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报告了对于2023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调查结果。在针对某些地方性法规规定的审查中,发现其全面禁止销售和使用烟花爆竹的规定与《大气污染防治法》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不一致。鉴于此,法工委建议地方政府修改禁烟令的法律,以便给予更多民众自主选择的权利,让新年的美妙瞬间充满绚丽烟火。

“禁烟令”的提出并非突然,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全国各大城市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事件逐年上升,烟花爆竹安全问题日益引起重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86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暂行规定》,其中规定了一些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1988年,第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出,要加强烟花爆竹的生产和燃放安全。于是,北京市分别在1987年和1993年陆续实施了与烟花爆竹安全相关的管理方针和禁令。此后,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282个城市也相继颁布了类似的法规。

但在禁放烟花爆竹的实施过程中,仍有一些人希望能够燃放烟花爆竹。经过讨论和协商,烟花爆竹政策被改为“禁燃为限”,2006年底,全国有超过200个城市逐步放宽了对烟花爆竹的限制。

随着雾霾问题日益严重,人们重新开始讨论是否应该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自2013年以来,禁燃的范围逐步扩大,燃放烟花爆竹的政策再次收紧。

公安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全国共有444个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764个城市进行了限制;2018年,全国803个县级以上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到2023年,全面实施禁燃政策已有近10年的历史,但一些地区已经开始放松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并将“禁止”改为“限制”。例如,上海、辽宁等地规定,在特定时间段和特定区域内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央视网《新闻+》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学教授王成栋和北京政府法制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院教授解志勇,共同探讨相关问题。

《新闻+》记者:此次全国人大法工委发声,传递的是什么信号?

王成栋:这个信号很明确。第一,是对于人民群众希望感受过年、过节热闹气氛呼声的一种回应。第二,1988年至今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在保护环境的大背景下,对于烟花爆竹的限制变成了一种禁止,而且是一种普遍禁止。此次发声意味着人大系统内部,包括人大法工委对于这种全面禁止的反思或者引导。

从全国各地来看,今年的春节应该会更有一点“年”的味道,因为这是人民群众的呼声。

解志勇:第一,从宪法实施和国家法制统一的角度来讲,宪法要求所有的法律、法规、规章都要和宪法保持一致,这是一个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或者说是宪法的一个基本要求。法律和行政法规并没有要求把烟花爆竹全禁掉,而是要求各地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规范。

第二,从保护优秀传统文化或者民俗文化的角度来讲,限制燃放或者禁燃对于保护空气质量和城市密集区的安全其实是有好处的,但是也造成了负面影响,年味越来越淡,没有“爆竹声中一岁除”的感触,这其实是我们一种很大的、隐性的文化损失。

在一定程度上,与春节相关的一些传统习俗具有文化遗产的特点,因此我们应该重视保护。这些传统也需要受到法治的保护,以确保公众能够有稳定的预期。

第三点,烟花爆竹的问题不仅涉及燃放,还涉及支持其产业链的后勤。根据现行法律,只要企业获得行政许可,就属于合法经营。如果一味禁止会损害产业链,也会损害老百姓的信任。

第四点,这是一个良好的起点,这样的做法也符合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的建设创新型社会的理念。我们应该促进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这是一个宝贵的机会。

《新闻+》记者:备案审查的意义是什么?

解志勇:备案审查是我国的重要宪法原则,其具体内容由《立法法》规定。根据这一原则,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即下位法要与上位法保持一致,不能相互冲突。简言之,所有法律都不能与宪法相冲突,确保这一点的实现机制就是备案审查制度,即下级机关或立法机关、部门制定下位法时,需要向上级立法机关报备。

具体规定可能还会更加详尽,例如一些地方法规除了向全国人大备案审查外,还需要向国务院法制机构报备。

《新闻+》记者:对地方法规全面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如何看待?

王成栋:回顾过去,我们发现存在过度限制的情况,主要与环境污染有关。

尽管环境污染不仅仅源于燃放烟花爆竹,还与工业发展息息相关。我们不可否认,在某些时间段内,频繁燃放烟花爆竹可能会迅速加剧污染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空气质量的关注是客观存在的观念。从法律规定的视角看,一些地方对《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理解存在偏差和片面性,表明在立法时可能受到更多理性情感的影响。这也是一个客观现实,因此我们需要回归到法律规定本身。

《新闻+》记者:你是否认为应该放宽对燃放烟花爆竹的限制?

王成栋: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国重要的传统文化,是人们表达喜庆或悲痛情感的有效方式,同时也是公民权益的一种体现。

这一次法工委所提供的机会,可以突显一些传统权利。

在当代社会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传统自然权利由自由、自主、自发享有的状态转变为国家通过法律限制或赋予的法定权利。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环境破坏也伴随着健康损害,我们不能继续袖手旁观。我们需要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审视这一问题,

考虑到国家法律体系的立法情况,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还是国务院的相关法律法规,都未对燃放烟花爆竹做出“一刀切”的规定。中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情况各不相同,城市和农村的情形也不一样,甚至同一城市的不同区域也存在差异。

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对燃放烟花爆竹进行“一刀切”的限制,并不符合《大气污染防治法》和相关行政法规的要求。

燃放烟花爆竹的问题应该理性对待,不能简单地全面禁止,而应该在限制和引导方面进行结合。

《新闻+》记者:对于燃放烟花爆竹,应该如何合理规定?

王成栋:我认为目前可以考虑的合理燃放方式是根据不同的区域和时间段进行限制,允许人民群众享受传统文化,因为烟花爆竹的响声也是一种特殊氛围。

在特大城市人口密集的地区,在短时间内无限制地燃放烟花爆竹不仅对普通人群的健康造成影响,对病人和婴幼儿的损害可能更大。在医院周围、幼儿园、小学和养老院等区域范围内,可以适当加以控制,划定特定地点,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燃放。

我们还应该强调,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活以及燃放什么类型的烟花爆竹、如何燃放,更多的选择权应该交给人民。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在制定规定时应该根据各地的特点和当地的实际情况来确定,这将更加合适。

解志勇认为,烟花爆竹的燃放可能会存在危险因素和污染因素,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烟花爆竹的生产和燃放可能会得到恢复,如果地方性法规进行了修改。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技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已经可以控制以往烟花爆竹燃放所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我们可以考虑错时燃放,在不同的时段和区域分别进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管理措施都必须跟上以防止恶性循环。